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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伯庸:我喜欢讲述古代老百姓的故事

  发布于 2019-07-20   阅读()  

  开奖结果,今年夏天的国产剧,如果《长安十二时辰》自论第二,估计也没谁敢称第一。不仅国内影迷好评如潮,国外的影迷也蠢蠢欲动了起来——《长安十二时辰》已经陆续在海外各大平台多语种上线。追剧追不过瘾的,买马伯庸的原著看剧透,也是大有人在。

  马伯庸素有“文字鬼才”之称,《长安十二时辰》之前,由他的作品改编的影视剧《三国机密》、《古董局中局》也曾热播,有人称2019年将是马伯庸的“影视元年”。

  然而,在小说、影视剧大爆发的时候,马伯庸却又静下心来写了一部历史书。今年上半年,明朝历史纪实作品《显微镜下的大明》,由中南博集天卷和湖南文艺出版社共同出版。

  在《显微镜下的大明》开篇处,马伯庸开门见山地澄清了读者可能会产生的两个误会:一、这本书不是小说,是历史纪实;二、马伯庸本人不是专业的明史学者,是个作家。

  为什么一个以虚构为业的作家突然要写这本非虚构的历史纪实?为什么马伯庸写历史,不放在帝王将相上面,而写普通人真正的生活?《显微镜下的大明》又是在怎样的情况下诞生的?我们带着种种疑问与好奇,对话了“亲王”马伯庸。撰文/本报记者储文静

  《长安十二时辰》中有一段情节特别触动人心,张小敬向下属讲起自己守护的长安城,他说起西市商贩、里坊居民的生活,他的目光没在庙堂之上,而是一直投向底层人民。《显微镜下的大明》讲的也都是底层百姓的故事。

  马伯庸表示,作为一个历史题材的写作者,自己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,就是现代读者为什么会对过去产生兴趣。过去的事情已经发生了,跟你没有任何利害关系,为什么会产生兴趣?不是因为它有多曲折、多好看,而是因为我们能在过去的历史中找到共鸣,这就是所谓历史的现实性吧。比如你看到海瑞,会想到身边这些为了司法公正、社会公平而努力的人,你看到张居正,会想到那些锐意改革的人。

  “对我们现代人来说,我们喜欢看历史,是因为在古代某一个人或某一件事里,我们能看到自己的影子。”马伯庸说,就如《长安十二时辰》里的张小敬,实际上唐代人是不会有这么强烈的平民保护意识的,这种“任何人的性命都很重要”的想法其实是现代人的思维,那读者看到这个想法的时候,他必然会对张小敬产生亲近,因为这本来就是我们当代价值观。

  历史本身就充满了无限可能性,寻找过去历史的主题和营养,能够得到很多灵感。“这种带着镣铐跳舞,其实对创作来说是一件充满挑战、充满乐趣的事情。”马伯庸坦言,对历史的态度,其实就是一种对人的态度,因为历史是由人来组成的。当我们在阅读历史的时候,实际上是在阅读人。但人性其实是不变的。

  作为一位历史题材写作者,马伯庸认为首先是要以确实的史料为基础。之前有一句话叫“大事不虚,小事不拘”,就是大的历史事件上不能够虚构,细节上可以作适当的想象。

  “小说可以在史料的基础上大胆想象,比如《长安十二时辰》,大唐的故事有很多,但是大部分都会集中在帝王将相,唐玄宗和杨贵妃之间的八卦爱情,这些视角都很高,那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个以保护普通老百姓为视角的古代故事,我想现代人应该可以理解保护普通人这么一个故事。当我把现代人的想法,放进古代的故事里去的时候,其实就已经产生了一种共鸣。慢慢地这个人在你心中就活起来了,不止是史料中枯燥的记载了。”

  但是《显微镜下的大明》是一本历史纪实,“写它的时候最大的一个痛苦就在于,不敢也不能去虚构。因为这里面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真的。真实才能产生力量”。

  为了写这本书,马伯庸研读了大量的历史资料,读的时候发现自己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。几乎每一处细节记录,都会产生很多衍生的背景问题。要搞清这些问题,确保细节无误,别无选择,只能去阅读大量的资料和研究论文。

  这些论文旁征博引,推论严谨,运用史料的方法更是精妙。每一篇论文,都着眼于解决一个或几个小问题,正好能回答马伯庸对某一处细节的疑问。许多篇论文汇总起来,就能在一个方向上形成突破,形成独特的创见,让人拨云见日,豁然开朗。

  在当今文坛,明朝历史可谓流派众多,比如已从历史专著变成通俗读物的黄仁宇先生所著的《万历十五年》,比如畅销多年当年明月所著的《明朝那些事儿》,以及《张居正传》等为代表的名人纪略。

  2014年,马伯庸和一位喜欢明史的朋友聊天,她讲到万历年间徽州有一桩民间税案骚乱,过程跌宕起伏,细节妙趣横生,结局发人深省,这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。

  听完讲述,马伯庸还意犹未尽,去搜寻了一番资料,发现关于这桩案件的资料实在太丰富了。当时的一位参与者把涉案的一百多件官府文书、信札、布告、奏章、笔记等搜集到一起,编纂成了一本合集,叫作《丝绢全书》。在中国历史上,很少有一个地方性事件能够保存下来如此全面、完整的原始材料。

  “这桩丝绢案在《明实录》里却只有一句冷冰冰的记录,但如果把《丝绢全书》里的细节加入其中,整个事件就立刻变得鲜活起来。里面的钩心斗角,里面的人心百态,当时官场和民间的各种潜规则,简直比电视剧还精彩。我们看到的,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,是一篇篇生动细腻的故事。”

  马伯庸认为,这种史学意义上的“起死人,肉白骨”,已具备了文学上的美感。兴奋之余,他迫不及待地想跟别人分享这个发现。可是对大部分人来说,阅读原始史料太过困难,无法自行提炼出故事。于是他自己动手,把这桩丝绢案整理出来,用一种不那么“学术”的方式转述给大众,遂有了《学霸必须死——徽州丝绢案始末》。这是《显微镜下的大明》全书的第一篇故事。

  《学霸必须死》一文最初发表于马伯庸的微博,立刻引起了广泛关注,读者们的热情程度超出他的预料,因为这些沉寂于历史中的细节太迷人了。

  长久以来,历史给人们的印象,要么是烛照万里的规律总结,要么是高屋建瓴的宏大叙事,普通老百姓的喜怒哀乐、社会底层民众的心思想法,往往会被史书忽略,缺乏细致入微的描写。

  以徽州丝绢案为例,从官修实录的视角来看,徽州税案只是一句简单的记载,记下有这么个事就够了。可这起案子如何而起,如何演变,如何激化成民变,又如何收场,详尽过程还得看《丝绢全书》才能了然于胸。具体到每一笔银子怎么分摊,具体到每一封状书怎么撰写,具体到民众闹事、官员开会的种种手段,具体到各个利益集团的辩论技巧,一应在目,恍如亲临。

  写完徽州丝绢案,马伯庸对这个领域充满了兴趣,随后又相继写了《笔与灰的抉择——婺源龙脉保卫战》《谁动了我的祖庙——杨干院律政风云》《天下透明——大明第一档案库的前世今生》等几篇纪实。

  这些事件和徽州丝绢案的风格如出一辙,通过丰富的细节来考察某一个切片、某一个维度。这些都是具体而微的细节,但恰恰从这些“小”中,让人真切地见到“大”的意义。它就像是一台显微镜,通过检验一滴血、一个细胞的变化,来判断整个人体的健康程度。

  这也是马伯庸之所以给这本书起名叫《显微镜下的大明》的原因:“我相信,只有见到这些最基层的政治生态,才能明白庙堂之上的种种抉择,才能明白历史大势传递到每一个神经末梢时的嬗变。”

  马伯庸在书中讲述了六个深藏于故纸堆中的明代基层政治事件。他从明代的一系列罕见民间档案文书里,挖掘出这些尘封已久的故事。这些档案是中国历史中绝无仅有的奇迹,它们着眼于平民的政治生活,而且记录极为详尽。在这里,我们能看到朴实的百姓诉求、狡黠的民间智慧、肮脏的胥吏手段、微妙的官场均衡之术,从无数个真实的细节里,展现出一幅极其鲜活的政治生态图景。

  几篇纪实的侧重点略有不同。在《学霸必须死——徽州丝绢案始末》里,我们看到的是一项不公平的税收政策,如何在诸多利益集团的博弈下发生变化;《谁动了我的祖庙——杨干院律政风云》讲的是歙县一桩民间庙产争夺的案子,通过几个平民的视角,见证了明代司法体系在基层的奥妙运作;《笔与灰的抉择——婺源龙脉保卫战》讲的是婺源县一条龙脉引发的持续争议,我们可以看到县级官员如何在重大议题上平衡一县之利害;《天下透明——大明第一档案库的前世今生》讲的是大明黄册库从建立到毁灭的全过程,从中探讨明代政治是如何一步步垮掉的;《胥吏的盛宴——彭县小吏舞弊案》写的是一件小到不能再小的官司,却引来了无数贪婪蚊虫的叮咬,胥吏之恶,被刻画得淋漓尽致;《正统年间的四条冤魂》写的是四个无辜的清白老百姓,是如何裹挟入朝廷斗争的。

  书中的六个事件聚焦于一府一县乃至一村之内,记录的是最底层平民的真实政治生活:当遭遇税收不公时,他们如何愤起抗争;当家族权益受到损害时,他们如何兴起诉讼;当政治利益与商业利益发生矛盾,他们如何与官府周旋博弈;当朝廷要求整顿户籍,他们又是如何从中造假牟利……想要读懂大明,想要读懂中国古代政治,不可只注目于朝堂,亦要听到最底层的呐喊。在一个个普通人的遭遇中,才蕴藏着最真实的规律。

  一直以来,马伯庸都致力于呈现给读者鲜活的故事。这部《显微镜下的大明》虽然是历史纪实,但也不例外。马伯庸曾经说:“这本书里我想表达的就是我们老是看到帝王将相治理朝政,钩心斗角,老百姓就一两句话带过去,像有的案子《明实录》上只有一句,但它呈现的老百姓的收入,面临的困难,怎么解决这个困难,怎么从自己阶级出发跟其他利益阶级碰撞……是真正鲜活的东西,我希望大家能看到古代普通人真正的生活,他们所遵从的规则和道德是什么样的。”

  在这部作品中,马伯庸翻阅了大量史料,甚至包括明代小县城的地方志和公文,最终将发生在明代小县城里的案子疏通前因后果,呈现出这本《显微镜下的大明》。

  但是,面对记者,马伯庸仍然谦虚地表示,其实很多我们觉得惊艳或罕有的历史再发现,在学术界早就不新鲜了。比如徽州丝绢案,研究它的学者很多,并不是什么新奇的突破。只可惜学术与大众之间有高大的藩篱,彼此不通,这才让如此生动的故事被冷落良久。

  “从这个角度来说,我只是一个转述者、一个翻译官。我的职责,只是把原始史料和诸多学者的成果总结出来,用一种比较轻松的方式分享给大众。”马伯庸说。

  潇湘晨报:《显微镜下的大明》是一本历史纪实,怎么会想在影视剧大爆发的时候写一部历史书呢?

  马伯庸:我一直希望在谈到历史的时候,能够把视角放低,眼光不要放在帝王将相上面,或者说就算提到皇帝,最好有一个身份低下卑贱、但是人格上跟他平起平坐的一个形象出来。《显微镜下的大明》来自我翻地方志找到的一堆史料,譬如明代小县城里的案子,前因后果,公文,都有,我把它们重新构成一篇大家能看懂的纪实,像小说,但每一句都是有出处的,类似的东西攒七八篇。这本书里我想表达的就是我们老是看到帝王将相治理朝政,钩心斗角,老百姓就一两句话带过去,像刚才那个案子《明实录》上只有一句,但它呈现的老百姓的收入,面临的困难,怎么解决这个困难,怎么从自己阶级出发跟其他利益阶级碰撞……是真正鲜活的东西,我希望大家能看到古代普通人真正的生活,他们所遵从的规则和道德是什么样的。

  这次我是有意写了一个冷门的,就是这本《显微镜下的大明》,一条一条去看档案,繁体,竖排,还要搞句读,挺费工夫的事,市场销量一定不好,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,肯定不好,但我觉得这是有意义的。

  马伯庸:我现在觉得作家不是一个身份,作家是一个状态,当你有冲动表达一些东西并且付诸文字,你就是一个作家,当你写完把笔记本合上,你就不是作家了。每个人都有几个瞬间会是作家,作家也不应该是一个职业。很多人没有作家这个身份,但是他们写的东西很好看。再扩散到文化领域,作家之外再画一个大圈的话,应该是文化圈。因为我对历史类的、文化类的,尤其是传统文化相关的主题也做一些研究,也没有给自己限定是个什么身份必须做什么。就像一个作家不可能只读文学类的书,一定是兴趣扩展到更宽的领域,才最后形塑成你的作品。里头是有一个平衡,我尽量往后退一点,可能更舒服一点。

  潇湘晨报:您的书内容丰富,有很多让人惊喜的东西,那么您觉得您写作的灵感主要是什么呢?

  马伯庸:每个好的创意,一定是先有素材的土壤、阅读的基础,才能有灵感并开始创作。以《古董局中局》为例,当时阅读了很多考古文献资料后,得到了灵感。在古董鉴定中,青铜器外面有锈,过去是去摸、去看,甚至去舔一下。现在技术先进了,用X光照射金属内部,就能鉴别真伪,我就是从新技术鉴别古董的论文中找到了故事灵感。

  潇湘晨报:外人对您的评价多是“文字鬼才”,您对自己的评价是什么呢?您对生活的态度又是什么呢?

  马伯庸:首先我是一个作者。其次,以前我还挺想成为学者的,结果论文看多了、和学者接触多了,我发现把一个方面从学术提炼成某种结论和规律,专业和非专业真的差很多。比起知识分子来,我其实就算知道分子。

  未来我可能会想当象牙塔里的学者和普通老百姓之间的桥梁,把学术知识用相对比较轻松的方式讲解给老百姓,借此教化大众、引导他们走向小众。